走近巴黎，走進巴黎貴婦們的生活中，你看到她們舉止優(yōu)雅，談吐不凡。如果你有幸走進她們的閨房，會發(fā)現(xiàn)她們的梳妝臺上擺放的化妝品邊上，都有一本《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

巴黎貴族階層提倡的文明，無異是加強了個人品味修養(yǎng)，這種審美要求讓巴黎得以成為時尚之都，使得整個歐洲競相效仿。連俄國沙皇也組建起了軍樂隊，兩軍交戰(zhàn)前必須向敵人行禮奏樂。這種文明與中國三代時期相仿，只是我們丟棄了文明，而他們到近代才想到這樣的文明且發(fā)展成為世界規(guī)范。

品牌在巴黎也發(fā)端于上層社會，目的是區(qū)別社會階層。貴族的服飾、生活用品需要注入靜穆的美學思想，通過這一設計方式將人的平凡改變?yōu)榫哂谐绺呱裥缘娜?，并通過儀式、禮儀與良好的哲學教養(yǎng)體現(xiàn)其高貴感。這就是品牌本質性的內涵，這一思想在中國品牌中從未體現(xiàn)。

由于貴族階層文明權力成功的設計，巴黎貴婦們展示出的高雅氣質，小布爾喬亞階級隨之產生。對于時尚，中產階級極力成其擁躉，并普及到下層市民階層。這種時尚后來迅速且深刻地影響著遠東民國的上海，小資成為那個時代優(yōu)雅的代名詞。不同的是，上海的名媛們看的是《基督山伯爵》。

上海的名媛們在全盤西化的推動下，相較于巴黎小資更為辛苦，除了要學習掌握西方的諸多知識，還要對國學經典熟稔，否則，這小布爾喬亞就顯得優(yōu)雅不足。這樣的不足與國家的改革一樣，是殘缺的，只有英法文明的表相，也沒有德國文化的精神。整個民國都在裝模作樣，那種演員式的紳士、淑女形態(tài)至今讓人感到遺憾，因為如今的人連裝模作樣都不愿意了。

名媛們對于名牌，考究得體襯托出優(yōu)雅氣質是基本要求，品味并不完全體現(xiàn)在名牌的挑選上，才華才是小資氣質的保障。也就是說，美與善統(tǒng)一的美學思想是個人品味的絕對標準。這種品味中洋為外用，中為內用，對于奇技淫巧之物的理解并不像今天人們對品牌表現(xiàn)出來的巨大的熱情，更多的是表現(xiàn)進步。

民國時期的名媛們寫出來的詩已然是胡適線性進步意識下的現(xiàn)代詩，這種白話寫作滿足了人們迅速吸收西方文化思想將自身淺薄化成為西化人的要求，既沒有西方的哲學思想也失去了中國詩的意境。這種救亡無法讓人理解為凄美，卻無法不書寫凄慘與媚俗。品味在那個時代成為中西方審美的沖突，時尚的裝扮下必須要包裹些許溫柔敦厚，這應該是那個年代僅可以欣賞的美。

當代中國小資們喝咖啡較民國人簡陋，只要著裝時尚，舉止東施效顰，嘴里裝著咖啡就行，肚子里根本不需要康德、盧梭那些洋知識與國學經典充場面。因為她們從來不會跟你談這些，其實連文明都不是她們在意的東西，這個時代衡量品味的標準就一個：“Money!”。

這個時代你跟她們說真是美的標準，善是美的根源，她們會很鄙視你，并告訴你：我的愛馬仕絕對是真的，我非常的喜歡小動物，我養(yǎng)寵物我善良。這個時期的品牌最容易做也最難做，容易是因為只要滿足人們對有地位身份的心理就可以，在她們看著清宮戲時能將自己格格的身份代入進去就可以。

難是因為皇宮太小，想成為阿哥、格格的太多，而宮廷御用品有限，能扯上沾點邊的都絞盡腦汁地做過了。而商品的豐富程度太高，工業(yè)化的商品太多，始終無法全部讓人們都感受到現(xiàn)代商品能反映御用的身價。信息時代更是讓偽國外品牌無處藏身，無法再通過在國外注冊商標的形式冒充發(fā)達國家洋人用的品牌欺騙中國人。而讓品牌有吸引力，卻必須有歷史感，有文化感。

如果說民國的名媛們的詩不足一讀，徐志摩也成為小情小調的代名詞的話，當代的品味就更加讓人氣餒了。錢穆先生是高中生，熊十力先生也確實沒有文憑，但這不代表當代一個八零后高中生有嘲笑大學的資格，雖然中國的大學確實有問題。如果這個前提成立那這個小韓同學就需要具有前面兩位先生的學養(yǎng)。我想，一個只會開個賽車拍個電影玩弄時尚的年輕人，很難具有什么學養(yǎng)與品味。這樣的人成為八零后的代表，這一代人有多糟糕就可以理解了。

時尚是文明的產物，品牌是時尚的標識，人文是品牌的內涵。

一個品牌的品味，其審美要與時代特質相吻合，但更要有一個永恒的思想，這一思想歷久彌新，能與人性的靈魂相呼應。品牌哲學就承擔這一任務。一個缺少教養(yǎng)，沒有靈魂的品牌，就只能沐猴而冠。

美是飄忽的，不穩(wěn)定的感官體驗。功利主義的品牌特質就是強調利益迎合了實用主義群體，卻忽視了康德美學所指出的自由的愉快。人們長此以往就會陷入情感僵化的境地，對于品牌的文明性質失去了認識，品牌內涵的虛擬值感會越來越低。

一步到位是中國歷來天人合一的思想熏陶所致，品牌的外衣可以一步到位，從品牌定位到形象，找一家策劃公司就可以實現(xiàn)。這樣的一步到位與民國時期的救亡運動形式如出一轍，只是因為當代文人更少所以層次更低罷了。

一百七十年了，中國并沒有一步到位地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新生出更多的問題。中國的民營、國營企業(yè)亦是如此。在掙快錢的時候，不愿意也沒有能力給品牌注入任何思想，能理解的是這是一個沒有思想的社會，注入不了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作為一個現(xiàn)代企業(yè)，一個被迫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yè)，不管你愿意與否，品牌這個游戲與國家間文化掠奪游戲一樣現(xiàn)實。中國如果不依賴政府違反市場經濟制度與國際貿易法則保護的話，宗慶后哭鼻子冒充宇宙英雄、馬云偷支付寶、華為、百度、騰訊等科技企業(yè)知識產權等問題企業(yè)都將無處容身。日化行業(yè)就是小樣，其它能存活下來的行業(yè)應該寥寥無幾。

中國是否真的沒有機會，現(xiàn)在來看，有機會也等于沒有，中國政府與企業(yè)已然無暇顧及文化的建設了，而文化是品牌之根，只是政府維穩(wěn)與企業(yè)自救成為了當下最重要的事情。中國的品牌就等著那些強大的命運將其收尸入殮。